中國古典詩詞“文氣”之英譯研究
摘 要：“氣”是中國古典哲學中的一個元范疇，將“氣”引入文學作品，則形成了作為其次范疇的“文氣”。在中國傳統文論中，“文氣”為一個極具藝術價值的審美范疇，關涉作品文學性之生成。作為我國傳統文學的優秀代表，中國古典詩詞具有鮮明的文氣。然由于種種原因，古典詩詞文氣之英譯在學界至今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不利于古詩詞文學性在譯入語中的進一步傳達。通過挖掘中國傳統文論中的話語資源，并結合中國古典詩詞的相關詩學特質，本文試將古典詩詞的“文氣”劃分為氣息、氣勢、氣脈三個層面，然后對其英譯展開深入探討，最終指出如實傳遞中國古典詩詞的“文氣”不僅有利于彰顯文化自信，同時也可為做好中國文化外譯提供相關啟示和借鑒。
關鍵詞：中國古典詩詞；英譯；文氣；文學性；文化自信
“文氣”是從屬于中國傳統文論的一個審美范疇，肇始于古典哲學中的“氣”。作為一個具有本體意義的元范疇，“氣”可催生出元氣、神氣、精氣、志氣、文氣、靈氣、正氣、骨氣等（馮全功，2023：62）等諸多次范疇。“文氣”作為“氣”之次范疇，最早可追溯到三國時曹丕在其《典論·論文》中提出的“文以氣為主”，指出了文氣于文學創作的重要性。目前有少數幾篇文獻對“氣”在翻譯研究中的應用展開探討。如朱純深（2019）在論及“翻譯的陰陽詩學”時論述了浩然之氣和語言的關系。潘文國（2021）在其“文章翻譯學”之“譯文三合義體氣”中也提到了“氣”，認為氣是指“音節的調配和句子長短的安排”。馮全功（2021/2023）對“氣”在生態翻譯學及翻譯本體、翻譯過程、翻譯批評和翻譯倫理中的應用做了探析。此類研究對促進“氣”在翻譯研究中的應用有一定意義。然目前學界對文學作品“文氣”之翻譯鮮有研究。馮全功（2022）提出文學翻譯“達氣是關鍵”之觀點，而對如何傳達原作之文氣著墨不多，有待繼續研究。古典詩詞作為我國傳統文學的優秀代表，具有鮮明的文氣，對其文學性的生成亦有重要作用。鑒于學界有關中國古典詩詞“文氣”之英譯尚付之闕如，本文嘗試彌補這個缺漏，旨在拋磚引玉，希冀對傳遞中國古典詩詞的藝術魅力和促進中國文學外譯的發展有所貢獻。
一、“文氣”的基本內涵
“文氣”源自中國古典哲學中的“氣”。老子在《道德經》中說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2009：111），較早明確了“陰陽二氣”對宇宙萬物形成的重要作用。這里的“氣”是指宇宙之元氣。此外，孟子和莊子分別在《公孫丑上》和《知北游》中提出“氣，體之充也”（2021：61）和“人之生，氣之聚也”（2019：286）的觀點，指出“氣”乃人生命之根本。成書于戰國時代的《管子》言道：“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管仲，2018：42）。以上三個“氣”皆可理解為人之“精氣”。由此可見，“氣”最早是和“元氣”和“精氣”等富含生命力的概念聯系在一起的。
后來，曹丕將“氣”引入文學研究，從而使“文氣”得以形成。在《典論·論文》中，曹氏說道：“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張少康，2003：69）這里的“氣”便是文氣，具體是指“文章所體現的作家精神氣質”（周振甫，2010：26）。而后劉勰和王昌齡對“文氣”做了進一步闡發。在《神思》和《體性》這兩篇文章中，劉氏有曰：“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氣有剛柔，學有深淺......風趣剛柔，寧或改其味”（劉勰，2012：320、330），這里的“氣”分別是指作者的思想志氣和作者的風格、氣質或性格。王昌齡在其《詩格》中說：“夫文章興作，先動氣”（張少康，2003：153），此處之“氣”是指人的志氣或情志。不難發現，劉、王二人對“文氣”之言說繼承了曹丕的觀點，聚焦的是作者（或作家）之氣。韓愈在其《答李翊書》中說：“氣，水也；言，浮物也。......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張少康，2003：179），意即正如水承載物體一樣，氣統攝語言和聲音，只要“氣盛”，則語言和聲音皆會適宜。這里的“氣”實則文章之“氣勢”，這對文學作品之文氣生發具有重要作用。于此清人姚鼐曾言：“論氣不論勢，文法總不備”（郭紹虞，2001：348），道出了“氣勢”的重要性。宋人蘇舜欽對“文氣”亦有過一番論述。他說道：“人函愉樂悲郁之氣，必舒于言，能者載之傳于律，故氣流行無窮，可以播而交鬼神也。”（胡經之，2001：223）蘇氏所言之“氣”，實為包含作者真情實感而富有生命氣息的個性化表達。試想若無包含作者“愉樂悲郁”的個性化表達，作品何以產生“流行無窮”之生命力？更遑論“播而交鬼神”。蘇舜欽將“文氣”之內涵轉向作品內部，對“文氣”的思考更進了一步。明人葉燮對“文氣”的論述更為形象。在《原詩》中，他說道：“曰理、曰事、曰情，......然具是三者，又有總而持之，條而貫之者，曰氣。事、理、情之所以為用，氣之為用也。......得是三者，而氣鼓行其間，氤氳磅礴，隨其自然至，即為法。此天地萬象之文也。”(霍松林，2002：464-465）葉氏將“文氣”理解為“氣”在文章抒情、敘事、說理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如此所寫之文章才更加富有生氣，成為“萬象之文”。這和上文蘇舜欽之文氣所見略同，亦可視為作品之富有生命氣息之個性化表達。此外，清人方東樹從“氣脈”的角度對古詩文的文氣做了闡釋。在《昭昧詹言》中他說道：“大約詩文以氣脈為上。氣之所以行也，脈綰章法而隱焉者也。......章法在外可見，脈不可見。氣脈之精妙，是為神至也。”（方東樹，1961：30）也就是說，氣脈和外在的章法不同，其隱含于文章（古詩文）內部，是作品文氣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上對“文氣”之基本內涵作了介紹，包括：1）作家的精神氣質；2）作者的思想志氣、風格、性格；3）作品的氣勢；4）作品中具有生命氣息的個性化表達；5）隱含于作品內部的氣脈。總體而言，文氣指涉作者和作品兩大層面。然對文學作品而言，其“文氣”更多指向作品自身。如上所述，“氣”肇始于宇宙之“元氣”和人之“精氣”，而“元氣”和“精氣”又分別是宇宙萬物和人類生命之源，故“文氣”之內涵首先當指作品的生命力，即上文所說“具有生命氣息的個性化表達”。除此之外，“氣勢”和“氣脈”亦是文學作品（尤其是古詩文）文氣的重要體現。然而，無論是“（生命）氣息”還是“氣勢”和“氣脈”，三者都是“使文章‘活’起來的手段”（潘文國，2021: 366），有利于增添作品的文學性。
二、中國古典詩詞文氣之具體表現及其英譯探析
根據上文對“文氣”內涵的論述，以及結合古詩詞自身的詩學特質，本文將中國古典詩詞的“文氣”劃分為氣息、氣勢和氣脈等三個方面。接下來我們對中國古典詩詞“文氣”之具體表現及其英譯展開探析。
（一）生命氣息的復活
中國古典詩詞千百年來為世人傳誦不息，除了與其意境優美、富含哲理等因素有關外，還在于其自身所散發的生命氣息。根據上文蘇舜欽、葉燮等人的論說，我們將“生命氣息”界定為作品在抒情、敘事、說理等方面所具有的生命力，這和生命詩學之主張“詩的源泉在于生命”（譚桂林，2004: 95）也是吻合的。中國古典文論歷來具有“詩緣情”的傳統，此可從“詩緣情而綺靡”（霍松林，2002：100）、“情者文之經”（劉勰，2012：368）、“詩者，吟詠情性也”（郭紹虞，2001：209）、“情乃詩之胚”（蔣松濤，2003：2）等言說中得到印證。因此，中國古典詩詞的生命氣息首先表現在抒情方面所具有的生命力。那么中國古典詩詞的生命氣息究竟表現在哪里呢？正如晚清詩論家范況所論：“詩貴煉字。字者，眼也。......句中有奇字者，謂之詩眼”（范況，2017：242）。對于“詩眼”而言，其傾注了詩人大量生命力，承載著詩人內心的真情實感，因而使古詩詞充滿了豐富的生命氣息。一般來說，作為表現中國古典詩詞生命氣息的“詩眼”，具體包括詩人精心錘煉的副詞和動詞。在古典詩詞英譯過程中，譯者不可囿于傳遞原文的基本內容，還要盡量將那些具有“詩眼”功效的副詞和動詞譯好，讓原文的生命氣息在譯文中得以復活，最終傳達原作的文氣。接下來我們結合譯例，從副詞和動詞兩方面對中國古典詩詞生命氣息的翻譯展開探討。
1）副詞。在中國古典詩詞中，副詞一般用來充當狀語，其目的在于“恰到好處地表達思想感情”（徐有富，2017：299），增加詩詞的感情色彩，最終服務于詩詞主題意蘊的彰顯。然而在古典詩詞的某些英譯文中，譯者受自身翻譯觀、詩學觀或翻譯理解等因素影響，對原文具有“詩眼”功能的副詞重視不夠，導致原文的生命氣息被沖淡，最終減損了原作的文氣。我們認為，譯者應將那些副詞如實轉存到譯入語中，以讓原詩的生命氣息在譯入語中得以復活。且看下例。
以上所選詩句為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之頷聯和頸聯。當時杜甫正客居四川，忽然聽到“兩河”收復，終于可回到河南老家，這令長期漂泊、居無定所的他頓時高興萬分，以至喜極而泣（涕淚滿衣裳），因此飽含深情地寫下了這首千古絕唱。所選四句為杜甫及家人聽到“兩河”收復”后的欣喜之狀。具體情形如何呢？妻子兒女頓時愁容全無，自己則高興得胡亂卷起（漫卷）詩文。繼而想象自己在太陽高照時放聲歌唱（放歌），瘋狂痛飲（縱酒），趁著明媚春光和家人一起返回家鄉。不難看出，以上四句中“漫”“放”“縱”三個副詞將杜甫之內心喜悅抒發得淋漓盡致，是詩人傾注其生命力寫出來的，可謂從“生命深淵處傳來的沉重回聲”（譚桂林，2004：101），極具“詩眼”之效。換言之，這三個副詞具有強烈的生命氣息，其背后承載的是杜甫內心的極度欣喜。且看譯者如何處理。
譯文1將“漫卷”譯為roll up（卷起來），其中“漫”字沒有譯出，遮蔽了原詩中杜甫聽到“兩河”收復后高興得“胡亂卷起”（漫卷）詩文的喜悅之感，導致原詩的生命氣息有所減退。另外，譯文1又將“放歌”和“縱酒”譯為drink and sing，即喝酒和唱歌，沖淡了“放”“縱”兩個副詞所蘊含的詩人內心之極度欣喜。因此譯文1未能復活原詩中詩人欣喜欲狂的生命氣息，最終減損了原詩的文氣。譯文2同樣未譯原詩之“漫”，卻通過Drinking hard和sing aloud生動傳達了“放歌”和“縱酒”所蘊含的杜甫生命深處之“狂喜”，彰顯了作為詩眼的“放”“縱”兩副詞所具有的生命氣息。相較之下，譯文2更能體現杜甫聽到“兩河”收復后的極度欣喜之感，使原詩的生命氣息在譯文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復活，大體傳遞了原詩的文氣。然因其未譯出副詞“漫”，致使原詩的文氣有所流失，或可在roll up后添加副詞randomly以作彌補。
（2）動詞。除副詞外，中國古典詩詞中的某些動詞亦可視為詩眼而獨具生命氣息。從語言學角度來看，動詞具有“指示事件，即過程（行動）或狀態”（Croft, 1991：159）的功能。在文學作品中，動詞若使用得當，可用于“進行形象思維和情感思維”（連淑能，2010：157），進而起到十分傳神的審美效果，產生強烈的生命氣息，這對中國古典詩詞亦是如此。然而閱讀中國古典詩詞的相關英譯文，我們發現某些具有“詩眼”功效的動詞未能有效轉存到譯語中，從而使原詩的生命氣息遭受損失，遮蔽了原作的文氣，這和譯者的翻譯理解或翻譯能力有關。茲以李白《山中問答》為例以探討。
李白曾多次隱居山林，少年時代曾與東嚴子趙蕤到甘肅岷山隱居。該詩為李白于開元十八年初（公元730年）在湖北安陸隱居時所作。全詩語言質樸，以問答的形式抒發了李白醉心于山林的自在情趣。從寫作風格看，詩人先通過“碧山”“桃花”“流水”等意象描繪了山林景色之清幽，再以“別有天地非人間”作結，道出了他對隱居生活的熱愛。在此詩中我們能明顯感受到李白“養高忘機、超然世外的精神旨趣”（阮堂明、阮文娜，2011：36），給人一種“閑云野鶴”的隱逸者形象。正因如此，李白在首句著一“棲”字，生動表現了他對山林隱居生活之熱愛，好似從內心深處發出的“與山林為伴”之生命絕響。換言之，動詞“棲”具有強烈的生命氣息。且看以下譯文。
譯文1將原詩的動詞“棲”淺化為live（居住），一定程度上減損了李白對山林隱居生活的熱愛，不利于彰顯李白在山林中悠然自得、超然物外的高潔形象，因此削減了原詩的生命氣息。譯文2將動詞“棲”譯為dwell（棲居），較好地傳達了李白“與山林為伴”的生命絕響，從而使讀者深刻體會到李白對山林隱居生活的熱愛之情，這和末句“別有天地非人間”之升華也是吻合的。相較之下，譯文2之dwell復活了原詩的生命氣息，使李白超然世外的隱逸形象瞬間立于眼前，傳遞了原作的文氣，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譯文2于“棲”之譯文dwell還能使讀者想起英國浪漫主義詩人William Wordsworth詩作“She Dwelt Among the Untrodden Ways”。該詩描寫了一個名叫Lucy的女孩，她棲居（Dwelt）在人跡罕至的地方，終日與“山泉”（springs）、“紫羅蘭”（violet）、“青苔石”（mossy stone）為伴，與世隔絕。兩相比讀，譯文2之選詞dwell可謂生動傳神，以譯文讀者喜聞樂見的方式使李白原詩的生命氣息在譯詩中得以復活，可謂神來之筆！
（二）氣勢的準確傳達
除了“（生命）氣息”，中國古典詩詞的文氣還體現在其“氣勢”上。清人姚鼐曾說：“論氣不論勢，文法總不備”（郭紹虞，2001：348），可見氣勢之重要。然何為文章的氣勢呢？顧名思義，是指其“特定的氣概和態勢”（彭建明，1994:1）。根據《現代漢語規范詞典》（第3版）的界定，“氣概”即是指面臨重大問題時所顯示的態度、舉止或氣魄。這對營造革命主題的文學作品之氣勢尤其重要。有關“氣勢”，韓愈曾有言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張少康，2003：179）。也就是說，氣勢就像水一樣，水勢大，則物體則可盡皆漂浮起來。文章的氣勢足，則語言長短和聲音高低抑揚自然也會顯得適宜得當。由此可見，氣勢還可理解為統攝文學作品語言和聲音的一種特殊力量。對文學作品而言，語言之長短和聲音之高低抑揚皆是作者情感之體現。因此“氣勢”亦可表現為作品的“情感力度”。綜上所論，氣勢大體包括氣概和情感力度兩個層面。氣概與情感力度越強，則氣勢越強；氣概與情感力度越弱，則氣勢也越弱。那么“氣勢”是如何生成的呢？劉勰在其《文心雕龍·定勢》中說：“勢者，乘利而為制也”（劉勰，2012：356），即氣勢需要借助有利條件才能形成。那么是何種有利條件呢？他接著說道：“形生勢成”（劉勰，2012：363），即語言形式是作品氣勢形成的關鍵因素。在平時的閱讀和研究中，筆者發現中國古典詩詞的氣勢體現在其某些特定的短語和句式上。在古典詩詞英譯過程中，譯者可基于原文的氣概和情感力度，準確傳達原作的氣勢。接下來我們先對“氣概”層的古典詩詞之氣勢英譯展開探討。且看下例。
以上所選詩句為毛澤東《七律·長征》中的首聯。其中“不怕”“只等閑”二詞鏗鏘有力，展現了紅軍“革命英雄主義和藐視一切艱難險阻的英雄氣概”（丁三省，2008：86），讀來豪氣十足！那么譯者該如何將其氣勢準確傳遞到譯入語中呢？茲以如下兩譯文展開探討。
譯文1為美國詩人翻譯家巴恩斯通（Barnstone）所譯。其將原詩之“不怕”譯為is not afraid of，意為“害怕、擔憂”，和“不怕”二字所體現的紅軍大無畏革命氣概尚有些距離。且is not afraid of音節較多，放慢了譯詩的節奏，不利于體現原詩的豪縱氣概，因此減退了原詩的氣勢。譯文1又將“只等閑”譯為are nothing，其中nothing一詞可謂傳神，意即萬水千山對紅軍來說乃“等閑之事”。然其把原詩“只等閑”的“只”給譯丟了，豪氣稍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詩的氣勢。譯文2則通過巧妙措辭，將“不怕”譯為does not fear，竊以為其更能準確傳達原詩的氣勢，原因有三。其一，fear意為“懼怕”，does not fear可謂準確再現了原詩中紅軍的大無畏氣概；其二，does not fear皆為單音節詞，較好再現了原詩“不怕”之鏗鏘有力的聲音節奏；其三，譯者將does not fear置于句末，形成掉尾句使之前景化，進一步彰顯了紅軍大無畏的革命英雄氣概。此外，譯文2將“只等閑”譯為are nothing mere，其中nothing一詞同樣再現了在紅軍看來“萬水千山”不過“等閑之事”的豪情。相比譯文1，譯文2多了副詞mere，彰顯了原詩“只”字所具有的形容“紅軍從容不破、藐視困難、藐視敵人”（劉健屏，2005：54）的樂觀主義革命氣概，從而準確傳達了原詩“只等閑”的豪縱氣勢。總體而言，譯文2在傳達原詩氣概層面的氣勢上更勝一籌。
接下來我們對“情感力度”層面的古詩詞氣勢之英譯展開探討。且看下例。
以上詞句選自毛澤東的名作《沁園春·雪》，該詞可謂詠雪詩詞中的精品。上片詠雪，歌頌了詞人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熱愛。下片則抒情，盡舉歷史英雄，抒發了詞人的遠大抱負和滿腔豪情。
開頭三句“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乃詞人對北國雪景的總體描述。作為總領句，該詞“北國風光”具有其特定的詩學功能。讀者若仔細體會并放聲朗誦，會發現“北國風光”四字極富情感力度，折射出詞人對北國風光的無比喜愛和贊美之情！正因如此，后面才發出“千里冰封、萬里雪飄”之雪景感嘆。下片末尾三句“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則是詞人在盡舉歷史英雄后發出的豪情壯語。尤其是“俱往矣”三字，用詞簡潔，極富力度，彰顯了詞人“雄視百代”（季世昌、徐四海，2009：59）的自信與豪邁之情！那么譯者該如何傳達原作的氣勢呢？
譯文1將“北國風光”譯為Landscape of the North:（北國的風光），并在后面加了冒號，旨在說明“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是“北國風光”的具體化。從內容看，譯文1忠實傳達了原作的語義，然其屬于原文表層信息的直接陳述，沒有體現詞人看到“北國風光”時所生發的豪情，未能傳達原文的氣勢。譯文2通過轉變句型，將其譯為感嘆句What northern scenery!（多么美的北國風光啊！），讀來極富情感力度，詞人對北國風光的喜愛和贊美之情瞬間躍然紙上，氣勢十足！對于“俱往矣”，譯文1將其譯為All are gone，譯文2則將其譯為Gone all of them！二者都較好地傳遞了詞人“雄視百代”（季世昌、徐四海，2009：59）的滿腔豪情。然相對而言，譯文2之倒裝句式Gone all of them！更勝一籌，原因有二。其一，Gone置于句首更能體現原作“歷史英雄都已成過去”的事實，而Gone all of them之表達形式，亦將詞人內心的自信與豪邁呈現得淋漓盡致。其二，譯文2“感嘆號結尾”的表達方式進一步提升了譯詩的情感力度。相較之下，譯文2通過發揮主觀能動性，更好地傳遞了原作的氣勢。
（三）氣脈的真實呈現
除了“（生命）氣息”和“氣勢”，中國古典詩詞的文氣還體現在“氣脈”上。正如清人方東樹所說：“大約詩文以氣脈為上。氣之所以行也，脈綰章法而隱焉者也。......章法在外可見，脈不可見。氣脈之精妙，是為神至矣”（方東樹，1961：30），可見氣脈之重要。氣脈和章法不同，其藏于詩文內部，需要讀者自行發掘，是詩文文氣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古典詩詞而言，“氣脈”即詩人在古詩詞創作中所遵循的隱性脈絡。以格律詩為例，其遵循“起承轉合”的創作手法。格律詩之“起承轉合”源于元代，代表人物有楊載和范梈。楊載在其《詩法家數》中說：“律詩要法：起承轉合。......（首聯）要突兀高遠，如狂風卷浪，勢欲滔天。......（頷聯）要接破題，如驪龍之珠，抱而不脫。......（頸聯）要變化，如疾雷破山，觀者驚愕。......（尾聯）必放一句作散場”（何文煥，1981：729），對“起承傳合”在律詩中的具體運用做了說明。范梈則言道：“以絕句言之，第一句是起，第二句是承，第三句是轉，第四句是合。”（吳景旭，2009：676）又云：“大抵起處要平直，承處要從容，轉處要變化，結處要淵永。起處戒陡頓，承處戒迫促，轉處戒落魄，合處戒斷送”（蔡鎮楚，2004：243），對“起承轉合”在絕句中的運用及其注意事項作了論述。由此可見，“起承轉合”四部分各有分工，共同服務格律詩氣脈之形成。且看下例。
從體裁上看，該詩為五律，屬于標準的格律詩。首聯為“起”，寫的是詩人在春天所見之景：國家破碎，山河猶在；草木叢生，人煙稀少，描繪了一幅充滿生機卻頗帶傷感的春景圖，同時也符合“起”句“突兀高遠”（何文煥，1981：729）之寫作風格。頷聯為“承”，緊接上聯景物描寫，通過“感時”“恨別”“濺淚”“驚心”等意象的介入，頓時使“花”“鳥”之景物具有了沉重感，進而把寫景引向了抒情，做到了“承處要從容”（蔡鎮楚，2004:243）。頸聯為“轉”，重點寫“戰事不斷，與家人音訊斷絕”（孫琴安，2009：118），完全脫離前面之“景”，內容走向縱深，好似“疾雷破山”（何文煥，1981：729），也符合“轉處要變化”（蔡鎮楚，2004：243）的詩性特征。尾聯為“合”，意即“白發越搔越少，簡直不能插簪子了”（郁賢皓，2009：262），乃是以自身的痛苦遭遇作結，升華了全詩的主題意蘊，令人讀來深有感觸，做到了“結處要淵永”（蔡鎮楚，2004：243）。換言之，杜甫此詩遵循了“起承轉合”的格律詩創作手法，形成了其鮮明的氣脈。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應盡量將原詩的“起承轉合”傳遞給譯文讀者，進而呈現原詩隱含的氣脈，最終彰顯格律詩的獨特魅力。
譯文1將原詩譯為八行，保留了原詩“四聯八句”的形式特征。然其八行開頭皆為大寫，會給讀者造成譯詩“各行詩學功能等同”的錯覺，和原詩四聯“起承轉合”的創作手法相互齟齬。雖然其通過“奇數行皆逗號結尾”的方式做了補救，旨在說明譯詩“每兩行一個意群”，以吻合原詩“兩句一聯”的寫作風格，然其每行開頭都大寫的方式卻一定程度上沖淡了這種效果，因此譯文1未能有效傳達原詩四聯的“起承轉合”之創作手法，進而未能呈現原詩的氣脈。譯文2也將原詩譯為八行，但其奇數行開頭大寫且以逗號結尾、偶數行開頭小寫且以點號結尾，意即譯詩每兩行才構成一個意群，這和原詩“兩句一聯”的寫作風格高度吻合。因此，譯文2在形式上較好地呈現了原詩四聯的寫作風格。需要強調的是，雖然譯文讀者未必知道譯文2“每兩行一個意群”對應的是原詩《春望》的“起承轉合”之創作手法，但他們可通過譯文2所呈現的具體內容去自行領會。不難發現，譯文2在內容上緊跟原詩，譯詩每行和原詩大體忠實對等，準確傳達了原詩的深層語義，有利于譯文讀者在此基礎上對原詩氣脈的把握。
此外，譯文2個別地方還有出彩之處。如原詩頷聯“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至少包含“詩人有感于時局，花兒流淚；詩人愁恨與家人離別，鳥兒故而心驚”和“詩人感于時局，即便看到花也會流淚；詩人愁恨與家人離別，聽到鳥鳴聲亦感心驚”這兩層意思。譯文2通過“意象并置”的方法，將其譯為Stirred by the time, flowers, sprinkling tears,/hating parting, birds, alarm the heart.，巧妙傳遞了原詩的含混性，增添了譯詩的文學性。
故此，我們認為譯文2在內容和原詩忠實對等的前提下，通過“奇數行開頭大寫且以逗號結尾、偶數行開頭小寫且以點號結尾”的表現形式，較好地傳達了原詩“起承轉合”的創作手法，最終呈現了原詩的氣脈。
三、結語
“文氣”作為肇始于中國傳統文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對文學作品文學性的生成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學界至今對“文氣”的內涵尚無清晰的認識。古典詩詞作為我國傳統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鮮明的文氣。本文從中國傳統文論中挖掘相關話語資源，并遵循“由小到大”的原則，將中國古典詩詞的文氣劃分為氣息、氣勢、氣脈三個層面。其中，氣息指向字詞層面，氣勢指向短語和句式層面，氣脈指向篇章層面。有關中國古典詩詞文氣之英譯，本文基于“生命氣息的復活”“氣勢的準確傳達”“氣脈的真實呈現”三個方面對其展開探討。首先，從中國古典詩詞中具有“詩眼”功效的副詞和動詞入手，認為譯者可深入辨識其中蘊含的生命氣息，從而使其在譯入語中得以復活；其次，基于氣概和情感力度兩個維度，認為譯者可分別通過巧妙措辭和轉換句型之方法，以準確傳達古典詩詞的氣勢。最后，以“起承轉合”之格律詩創作手法為例，認為譯者可通過“奇數行開頭大寫且以逗號結尾、偶數行開頭小寫且以點號結尾”的表現方式來真實呈現格律詩的氣脈。
作為一項有關中國古典詩詞“文氣”英譯的嘗試性研究，本文對“文氣”內涵的挖掘和認識尚不夠全面。比如傳統文論中的“氣象”“氣韻”“氣魄”等等，都是“文氣”的重要體現，對于它們在中國古典詩詞中的體現及其英譯有待進一步探討。“文氣”作為中國傳統文論中的重要概念，關涉文學作品（尤其是古詩詞）文學性的生成。在“中國文化走出去”和“講好中國故事”的大背景下，如實傳遞中國古典詩詞的“文氣”，不僅有利于傳達其文學性和藝術魅力，也可彰顯中國文學的文化自信。 本文將“文氣”引入中國古典詩詞英譯，希冀能引發學界對“文氣”的思考和重視，同時也為當下中國文學外譯提供啟示和借鑒。作者簡介周方衡，博士，南昌航空大學講師。研究方向：中國古典詩詞英譯、文學翻譯。文獻來源：原文載于《中國翻譯》2025年第2期，第147-155頁。
原文參考文獻從略，文獻來源及“浙大譯學館”。
2025年04月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