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尊奉的典籍 就《周易》而言，也有《易經》、《易傳》和易學之分。《易經》是《周易》的專稱，一般認為其書是周文王被囚于商時所作（這種認識有誤，我們將在后面討論），形成于商末周初。《易傳》包括《彖》上下、《象》上下、《系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共十篇。《易傳》成書于戰國時期，作者大都認為是孔子或孔子的學生。從漢武帝開始，隨著儒家經學的確立，《易經》被奉為經典，各朝代都有一些人專門研究《周易》的經、傳，或作注釋，或闡發其義理，他們的研究成果統稱為易學。 　　《易經》、《易傳》和易學三者有聯系，也有區別。《博物志·文籍考》說：“圣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這里給出了兩個條件：一是“圣”、“賢”之別；二是“作”、“述”之分。“圣”字甲骨文寫作或，字形像人上張著個大耳朵，后來又加了張嘴巴，能聽能說之義，引申為“通”。天文、地理、人事、物宜樣樣精通，并能說會道，不僅學問好，而且品德高，只有這種完人才能被稱為圣人。“賢”字甲骨文寫作，手指大眼睛，會意能看事，引申為善于模仿，多才多藝的意思。賢人模仿的是圣人，所以“賢人”是指才能、品德都不錯，但比圣人還差一點點的人。因為能力差一點點，就有了“作”和“述”的區別。“作”是創作，最先發明的東西才能稱為“作”。“述”的本義是循，遵循的意思。對已有的成說進行闡述、解釋為“述”。孔子在《論語》中說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見“述”和“作”是不一樣的，有一個專利權的問題。《周易》是圣人創作的作品，是“經”。而《易傳》是不是孔子寫的雖然尚有爭議，但即使是他老人家寫的，也不能稱為“經”，只能稱為“傳”。 　　“傳”是傳授的意思，是自認為懂“經”的人對經的解釋。相當于現在的老師授課，課文是“經”，老師做的備課筆記就是“傳”，學生聽了老師的課后，勤奮一點的學生就做一做讀書筆記，寫點心得，這就是“學”。老師的備課內容是否超出課文之外？老師傳授的方法得當與否？學生領會的對不對？這些都不一定，因為素質有高低，心情有好壞。這也像歌曲的流傳，詞曲作者來了情緒，將靈感化為字符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這是“經”。專業歌手覺得這首歌寫得好，旋律優美，就拿到舞臺上去演唱，雖然加上了自己的理解，但水平還是蠻專業，基本上表達了作者的情感，這是“傳”。歌曲流傳開來，會唱不會唱的人都喜歡哼幾句，有的還能卡拉ＯＫ，有的不識譜，黃腔黃調，甚至將快樂的歌唱得悲傷，這就是“學”。“學”也是有感而發，但發的是自己的感，與原創者的那份情合不合拍，就很難說了。正因為此，《易經》、《易傳》與易學三者不能混為一談，一定要分清，但縱觀易學史，情況卻正好相反。 　　在西漢初年，經學初興時，《易經》和《易傳》還是分開的，司馬遷當時還把《易傳》十篇稱為“十翼”。“翼”的本義為翅膀，稱“傳”為“翼”是將其看作《易》的輔佐資料，算不上“經”。在形式上，“經”、“傳”分開，一般是“經”分上、下，“傳”有十篇，共十二篇。西漢晚期，《易傳》就開始被稱為“經”，“經”、“傳”被合到了一起。魏晉時期的王弼又進一步將《彖傳》、《象傳》逐句拆開，分屬于每卦卦爻辭之下，把《文言傳》分屬乾、坤二卦，其它四“傳”則附于“經”后。王弼易學一直被視為正統的易學。王弼的這種合“經”、“傳”為一的易學傳本，對易學的研究影響甚大。直到今天，由于王弼傳本被采入《十三經注疏》，所以，現在的通行本仍然是王弼本。 　　古人合“經”、“傳”的初衷一定不壞，大概本于兩點考慮，一是對孔圣人的尊重；二是閱讀方便。但這種合讀本，卻造成了很嚴重的后果。由于《易經》卦、爻辭的文義本身深奧難懂，就使得人們在研究《周易》時，大都是遵循以“傳”解“經”這一條路，從而忽視了對經文本身的研究，至于《易傳》及易學的觀點究竟是否與《易經》相合，則少有人管它，這應該算是《周易》讀不懂的第二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