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對翻譯文化研究進行歷時梳理基礎上指出，翻譯研究中的“文化問題”可分為“文本際”“文本外”和“文本后”三類：文本際研究關注翻譯內部發生的文化含義或色彩轉換，文本外研究著眼于翻譯外圍各類社會文化語境因素對翻譯活動的制約，文本后研究則聚焦翻譯后產品在目標語社會文化中所產生的影響與效果，三者共同構成翻譯研究中的翻譯文化系統。作者提出，翻譯文化研究應當精準定位，遵循系統觀、整體觀和融通觀三原則。
關鍵詞：翻譯研究；文化問題；文本際；文本外；
引言
從表層看，翻譯是不同語言或文本之間的轉換活動，但從深層看，它更是不同文化之間交流的方式與途徑。因為翻譯不僅可促成源語語言、文化、文學、思想等向目標語傳播，增進目標語文化對源語文化的認識，同時也會對目標語語言、文化、文學、思想等產生一定影響，是一種互惠行為。
Koller(1979/2004：59)指出，從廣義上，翻譯始終是一項文化工作，從狹義上，翻譯則是一項語言工作，是一種與他人合作并在自己文化中與自己的語言一起進行的工作，因此翻譯任務是一項交際挑戰，必須從文化接觸和語言接觸兩方面來看待。由此可見，翻譯活動中語言與文化相輔相成。Toury(2012：20)將翻譯視為目標語中的“文化事實”(cultural facts)。意在說明，翻譯行為及其產品在目標語中所發揮的社會文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目標語文化所賦予它們的。翻譯中對文化問題(cultural issues)的關注由來已久，古今中外諸多翻譯理論都對文化問題有所關照，但這些理論中討論的文化問題是一回事嗎？不同理論框架下所討論的文化問題之間存在何種關系？如何對翻譯研究中的文化問題進行更系統地討論？本研究認為，翻譯研究中的文化問題，不僅包括語言層面所蘊含的文化含義或色彩，也包括翻譯活動所處語境中影響翻譯活動的各類社會文化因素，還包括翻譯活動或產品在目標語文化中所產生的社會文化影響，這些均是翻譯研究應關注的“文化問題”。基于此，本文擬對翻譯研究中涉及的“文化問題”從不同視角加以梳理，并嘗試構建一個翻譯文化研究框架，供未來研究借鑒。
1翻譯研究中“文化問題”的層級性“文化”是一個十分寬泛而復雜的概念，指“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特指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等”(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2016：1371-1372)。文化也表現出一定的層級性和系統性。根據《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整體文化包括：
(1)社會風俗、行為習慣、實踐風格；
(2)規則規范體系；
(3)社會(共同體)的組織制度和運行機制；
(4)核心價值或基本理念等四個層面(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總編輯委員會 2021)。
人類學則將一系列不能歸因于基因遺傳的人類現象統統歸入“文化”這一范疇。由此可見，一方面，文化幾乎涵蓋人類生活方方面面，表現出一定共性。另一方面，生活在不同區域的人們其各自文化也呈現出一定的獨特性。不同文化共性與個性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正是翻譯中“文化問題”所關注的對象，同樣表現出一定的層級性和系統性，具體可包括文本際(inter-textual)、文本外(extra-textual)和文本后(post-textual)三類文化問題，三者共同構成跨語言、跨文化的翻譯文化系統(translational cultural system)。在討論翻譯中的文化問題時，我們首先要對涉及的文化問題進行準確定位，才能采用正確的方法與對策精準解決此類問題。
1.1 文本際文化問題文本際文化問題(也稱語言內文化問題)是指具體翻譯實踐中，原作文本/語言層面所蘊含的文化信息在面對不同目標語文化時，應如何進行轉換的情況，這是譯者首先要關注的問題。語言學取向的翻譯研究以語言對比為基礎，關注翻譯中的各類“對等”問題，其中不可避免會涉及不同文化對等與否的問題。通常認為，不同文化在很多方面存在不對等關系，折射到語言層面，即語言所負載文化信息在源語與目標語之間的不對應問題。根據Koller(1979/2004：59-60)，每個文本都根植于特定交際背景即文化中，并且不同文化中的文本生成與接受規范亦存在差異，交際背景彼此間差異越大，譯者面臨的交際挑戰就越大，因此譯者必須設法彌合這種交際背景的差異。具體而言，此類文化問題聚焦源文本本身所構建的文化信息，譯者的職責即在目標語文化中呈現源文本的文化信息，傳達“譯內”之力。
例如，Nida提出動態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策略，是針對譯文與原文之間的形式對等(formal correspondence)策略會在文化層面引起誤會，或達不到成功交際目的情況下，譯者可選擇改變原文中的文化意象，以目標語中類似的文化意象加以替換，使譯文在目標語讀者身上產生的效果與原作在源語讀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相似，即“等效”。這里，動態對等策略對文化問題的關注，主要是從譯文接受者的視角出發，不僅僅關注譯文的可接受性，更關注譯文所傳遞的文化信息在接受者身上產生的影響(Nida & Taber 1969：22)。
對文化問題的這一關注視角，使動態對等策略與翻譯實踐密切相關。除動態對等策略外，Venuti(1995)提出的歸化(domestication)與異化(foreignization)是應對語言內文化問題的又一種策略。所謂歸化，即譯者在譯文中采用目標語讀者更容易接受的話語方式，將原文中的文化信息傳達給讀者，有時會以犧牲原文的文化意象或形式元素為代價。異化則相反，指譯者在譯文中，保留原文的文化意象或形式元素，使譯文在目標語文化中以一幅 “陌生”面孔呈現，讓讀者更多領略外來新鮮的“異域”文化。Appiah(1993/2021：349)針對文學翻譯中用于文學教學的“學術性”翻譯類型，提出厚翻譯(thick translation)的概念，此種翻譯通過大量注解和注釋，將文本置于豐富的文化和語言背景中，從而幫助目標語讀者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譯文與原作在文化層面的聯系，助力讀者理解原作。Hermans(2020：588-589)認為，厚翻譯不大關注譯文在新環境中的再語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而是更尊重原始話語及其上下文的完整性。也就是說，譯文盡管從語言層面可達到充分型譯文的標準，卻并不一定能夠使目標語讀者達到有效的理解，因為脫離了源語言文化語境，語言與文化之間的完整性就遭到了破壞。
因此借助厚翻譯，可重新建立譯文與原文語言文化背景之間的聯系，保證信息傳遞的完整性和有效性。Cheung(2007：32)將厚翻譯作為一種表達跨文化概念翻譯的有效翻譯方法，在Cheung看來，翻譯是一種文化表征，而不僅僅是語言之間的交流，其所表征的是整體文化身份，厚翻譯可以為文化表征帶來深度和廣度，也有助于塑造一種文化的多面性和多層次身份。由以上可見，對翻譯中文本際文化問題的關注焦點，在于源文本文化信息在向目標語傳遞過程中涉及的去語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與再語境化、信息增益與信息刪減、尊重源語文化與尊重目標語讀者接受等矛盾，以及譯者針對這些具體問題所采取的翻譯策略。除上述動態對等、歸化與異化、厚翻譯外，還包括文化適應(cultural adaptation)、文化借用(cultural borrowing)、文化替代(cultural substitution)、文化移植(cultural transplantation)、文化換位(cultural transposition)等宏觀或微觀策略與方法。限于篇幅，此處不作贅述。1.2 文本外文化問題20世紀初，哲學與其他人文學科開始關注語言、語言使用者與外部世界之間關系，發生了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20世紀七八十年代，人文社科領域出現了將文化概念以及意義、認知、情感和符號概念置于方法論和理論焦點中心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文化研究開始成為人文社科研究的熱門話題，尤其在歷史學、社會學等領域，文化視角的研究備受關注。受這一風潮影響，文化轉向亦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翻譯研究中興起。1990年，Susan Bassnett和André Lefevere合作編輯的論文集《翻譯、歷史與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成為翻譯研究領域文化轉向的標志。這本論文集展示了翻譯研究中的一種革命性轉變，即從關注文本/語言轉換的形式主義討論，轉向關注更廣泛的語境、歷史和傳統等影響，或限制翻譯行為/活動以及影響譯本生成的種種文本外因素。Bassnett和Lefevere(1990：Preface)指出：“翻譯當然是對原文的重寫。所有的重寫，無論其意圖如何，都反映了某種意識形態和詩學，并因此操縱文學以特定方式在特定社會中發揮作用。”也就是說，我們關注翻譯現象，不應僅將其視為一種語言/文本轉換活動，更應將其作為發生于特定社會文化語境中的事件(event)。不應僅關注譯文是否忠實于原作，或在語言/文本各個層面與原作對等與否，而更應關注哪些社會文化因素影響翻譯活動，使得哪些文本被翻譯進來，促使譯者做出特定決策，使譯文以特定方式呈現。
此類認識將翻譯置于更廣闊的歷史文化語境中加以審視，關注“譯外”之力。縱觀翻譯的歷史，不忠實或不對等的譯文往往在目標語文化中占據一定比例，亦可在目標語文化中發揮相當作用，此種不忠實或不對等的程度通常也是由目標語文化需求及其對翻譯的認識所決定。Lefevere(1998：13)指出：“簡言之，翻譯實踐是一種文化為應對所謂‘他者’(the Other)而采取的一種策略。因此翻譯策略的發展變化能夠很好地說明我們所應對的社會類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更應關注，在特定文化的特定時期，哪些人做翻譯？做了哪些翻譯？他們如何進行翻譯？其目的何在？誰選擇了所要翻譯的文本？哪些人還介入了翻譯活動？對翻譯活動產生了何種影響？翻譯文本是以何種形式呈現？為什么會如此呈現？根據文化翻譯學派的思想，將翻譯作為文化事件的考察，可從如下一些方面入手：第一，翻譯活動贊助人(patron)、委托翻譯或出版翻譯的個人或機構。翻譯活動的發起者或贊助人可在一定程度上推進其所認可的翻譯，也可以阻止其不認可的翻譯活動。同樣，出版商也可根據本行業對翻譯作品呈現方式和讀者期待的認識，對譯作進行一定介入，造成出版的譯作與譯者本人譯本存在一定差異。第二，意識形態(ideology)因素對翻譯的塑造。翻譯并非發生在真空里，而總是處于一定文化時空內，因此譯者對其自身及其文化的認識，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其翻譯方式。譯者的文化背景和價值觀會影響其選材，影響對原作的理解和詮釋，他可能會根據自己的文化背景，選擇特定方式來表達原文中的概念或意義，從而使譯文呈現出特定的意識形態偏向。譯者也可能受其立場影響，選擇特定譯文形式來表達特定觀點，譯者個人的社會背景也會影響其對原文的理解和翻譯。第三，詩學(poetics)因素，即某一文化對特定藝術形式的認識。譯者往往會根據本民族文化對特定文學藝術形式的認識來重新詮釋原作，目的在于滿足目標語讀者期待，以確保譯文能夠真正被閱讀。例如，同樣講一個故事，不同文化講故事的方式存在一定差異。也就是說，敘事方式會因對敘事的認識不同而不同，翻譯當中同樣應當關注此類更廣泛意義上的文化差異。這一時期的翻譯研究還借鑒了女性主義(feminism)、后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ism)的一些思想，將其作為翻譯研究的視角，關注翻譯活動所涉及的不平等話語方式、話語背后的權勢關系、自我與他者關系、意識形態因素、意義不確定性等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均反映了外部因素對翻譯活動的制約與影響，促成譯本以特定方式呈現，而這些都是以往翻譯研究較少關注的問題。
從這些視角出發的討論，大大拓展了翻譯研究的范圍，豐富了翻譯學研究方法，提高了翻譯研究的學科交叉性，推動翻譯研究向前發展。此外，就文本外的翻譯文化問題，研究者還借鑒并發展了一些研究范疇，如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同化(assimilation)、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等，這些范疇為研究翻譯中的文化問題提供了多元化視角。其中，文化適應是指兩種不同文化在長期接觸過程中，一種文化的某些方面被納入另一種文化，并進行調整和適應的過程或現象，在這一過程中，所涉及的文化群體之間，從本質上維持著一種相對平等和互惠的關系。相對而言，同化現象則是文化適應的一種形式，即處于被支配地位的一種文化進入處于支配地位的另一種文化，并且被改變以適應支配地位的文化。而陌生化則是指譯文在目標語中的呈現，盡可能保持源語言文化的異質性，從而帶給讀者一定的審美差異。民族中心主義則是指從自我文化的角度審視和接受外來文化，并且接受者通常會認為，自己的種族、民族或文化群體及其文化優于其他群體，因而會以自己的文化為標準，對翻譯作品進行評價、衡量、闡釋與呈現，將其“譯入語化”。可見，對語言外文化問題的研究更注重翻譯活動對原作的操控(manipulation)，即針對翻譯是重寫的認識，對從原作到譯作的變化從宏觀與微觀做出解釋。1.3 文本后文化問題翻譯研究除應關注文本/語言本身涉及的文化問題，以及文本/語言外文化因素對翻譯活動的制約與影響外，從傳播的視角還應關注翻譯產品在目標語文化中的接受與影響，聚焦這一過程中涉及的種種文化因素，以及翻譯產品的社會文化功能，即文本后的文化問題。也就是說，在這一視角下我們需要跳出“翻譯”來看“翻譯”，關注翻譯的“譯后”之力。如特定時期翻譯活動對目標語語言、文學、文化、學科、思想等方面的影響，特定作品在目標語文化中的歷時譯介與接受，翻譯對目標語文學傳統和文學發展的作用，翻譯推動目標語社會發展的作用，以及翻譯如何塑造或影響目標語特定文化群體的文化認同與認知和知識建構，等等。
王克非(1994：58)提出“翻譯文化史”研究分支，指出此研究分支“重在研究翻譯對于文化(尤其是譯入文化)的意義和影響，它在文化史上的作用，以及翻譯對于文化的制約”。也就是說，從歷時發展視角，通過描寫、分析和解釋，探究翻譯在目標語語言文化系統中的作用、影響和功能。翻譯文化史研究超越了單純的語言/文本層面，也不限于源語語境下對翻譯活動的種種制約因素，而是更多關注譯作在目標語文化中的傳播與接受。翻譯文化史的研究課題可包括對譯本“不同的傳播和不同影響加以考察”，“考察翻譯文學對于某國、某個時期的文學的激發或推動作用，評價翻譯家的文化使者角色，估量通過翻譯介紹的新思想新文化對于一個國家整體發展的意義”(王克非 1997：10)等。
由此可見，這與之前所關注的翻譯文化問題已有了很大差異，即超越了語言/文本的文化問題。近年來，翻譯學與傳播學的交叉產生了翻譯傳播學的研究分支。謝柯和廖雪汝(2016：15-16)指出，翻譯傳播學是將傳播主體、傳播信息、傳播受眾、傳播媒介、傳播效果等傳播學概念和范疇引入翻譯學領域，形成了翻譯研究的新參照系，借此實現對翻譯活動傳播本質屬性的新認識。根據吳赟和林軼(2023：34)，翻譯傳播學是翻譯研究中社會轉向與媒介轉向的交匯合流，在此思想指導下，“‘場域理論’‘行動者網絡’等理論和共時、在場的互聯視角對翻譯傳播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不僅能夠闡釋意識形態、詩學等形而上因素對翻譯傳播的約束，也能夠描述和解釋市場、社會關系等形而下因素對翻譯傳播的影響與制約，幫助構建更加全面的翻譯傳播分析視角”。
由此可見，對社會學、傳播學思想的借鑒，進一步拓展了翻譯研究中“文化問題”的關注范圍，使其更加“多維化”和“立體化”。文本后的翻譯文化問題更多聚焦譯作在目標語文化中的傳播、接受與影響，現有此類討論的參數包括譯本銷售量、圖書館收錄與借閱數量、主流媒體對譯作的評價、評論家的翻譯批評、讀者批評或在線反饋、譯作的多模態傳播等等。采用的方法包括文獻計量、統計分析、文本數據挖掘、數字人文分析等。
翻譯“文化問題”的歷時演變由以上對翻譯研究中“文化問題”的梳理，從早期傳統譯論到現代語言學取向的翻譯研究，再到始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文化轉向”，直到今天從社會學和傳播學視角對翻譯“文化問題”討論的梳理可發現，盡管各種理論均關注文化問題，但關注的具體內容不盡相同。他們之間關系密切，從本質上均屬于對跨語言、跨文化交流效度的探討，但其出發點與關注視角存在一定差異。翻譯研究對文化問題的歷時討論如圖1所示。翻譯研究中對“文化問題”的討論從歷時發展看可分為三種類型：
(1)文本際文化問題，即面對兩種語言系統差異，如何將源文本中的文化意義有效傳遞到目標語文本中，促成目標語文本對源文本的文化“忠實”或文化“對等”。此類討論通常遵循規定性原則，要求譯者必須或應該如何處理翻譯中遇到的文化問題。傳統翻譯理論和語言學取向的翻譯研究對“文化問題”的關注即屬于這一類型。
(2)文本外文化問題，關注源語和目標語社會、經濟、歷史、文化、文學、意識形態等因素如何影響翻譯活動，哪些因素會促使特定社會文化條件下哪些文本被翻譯、哪些人從事翻譯、他們如何翻譯、譯作以何種方式呈現等。此類研究中，研究者會同時關注兩種文化，聚焦它們之間平等或不平等的相對關系，探究翻譯背后的動因。
(3)文本后文化問題，關注翻譯文本生成以后，譯作在目標語社會中發揮的功能，即翻譯作品帶給目標語語言、文學、學科、文化、社會的影響，通常更多聚焦翻譯的傳播與接受效果。我們可以對三類“文化問題”作如下總結(如表1所示)。由表1可看出，翻譯研究中對“文化問題”的關注，經歷了一個由源語言取向到目標語取向、由文本內向文本外、由微觀到宏觀的演變過程。這一過程也體現出翻譯學性質的歷時變化。文本際的文化問題更多是將翻譯研究視為語言學的一部分，關注語言轉換，注重解決語言轉換過程涉及的文化差異問題，即如何從語言或文本層面盡可能實現文化的“忠實”或“對等”，或者針對翻譯活動中的文化立場采取異化或歸化的翻譯策略，達到推介源語言文化或滿足目標語讀者期待的效果。
文本對比分析是核心手段，對文本外因素考慮相對較少。文本外的文化問題往往將翻譯視為一種社會文化行為，更多關注行為的環境、目的、方式，等等。如人類學視角下的民族志方法或書寫，就是從文化視角“對他族文化闡述性的描述過程，或稱翻譯的過程”(段峰、劉匯明 2006：91)。民族志視角下的翻譯不僅僅著眼于語言之間的交叉，更關注他族文化的他異性(alterity)，并負責對此種他異性予以承認，加以理解，進行傳遞，其所涉及的翻譯更注重語言之間的權力等級關系，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對他族文化的特定闡釋(Maranhão 2003: xv)。比較文學視角下的翻譯研究則是將翻譯視為文學研究的一部分，關注翻譯的文學性與文化性。謝天振(2011: 142-143)指出，對其他民族或國家文學作品的翻譯不僅僅是兩種語言的轉換，還是譯者對反映在作品里的這個民族或國家現實生活和自然的翻譯，包括譯者自己的理解、接受和闡述。從這個意義上，翻譯更像是一種闡釋或重寫。因此，比較文學視角的翻譯研究更多關注轉換過程中兩種文化和文學的交流，包括相互理解和交融，也包括相互誤解和排斥，以及相互誤釋而導致的文化扭曲與變形等，且不對此類現象作價值判斷(同上：143)。比較文學將翻譯作為文化事件，更注重對制約翻譯事件的各類跨文化限制性因素的影響。文本后的文化問題則聚焦翻譯產品在目標語社會文化中的功能，將翻譯視為文化傳播方式的一種。如傳播學視角下的翻譯研究不再將目標語讀者作為單向線性過程的終點，而是以其為中心，將翻譯過程作進一步延伸與擴展，關注翻譯在目標語社會文化中的影響與效果。翻譯類傳播既具有一般傳播的共性特征，同時又有其作為跨語言文化傳播的個性特征。謝柯和廖雪汝(2016：16)借鑒傳播學的理論框架指出，翻譯傳播學的研究對象主要包括翻譯傳播主體、翻譯傳播內容、翻譯傳播媒介、翻譯傳播受眾、翻譯傳播效果、翻譯傳播目的和翻譯傳播環境七個方面。
在這個框架下，除翻譯傳播內容和目的外，相對于傳統翻譯研究，對翻譯傳播主體的研究更加多元化，對翻譯傳播受眾的研究更為全面，翻譯傳播媒介、效果和環境的研究則大大拓寬了翻譯學研究視野。讀者反應論認為，閱讀、創造意義是一個主動過程，而非被動過程，讀者作為文本意義構建的參與者，會根據文本內容和自己的主觀體驗，形成對文本的解釋(Klages 2012：72)。在這個意義上，翻譯活動中作為讀者的譯者也是譯作文本意義的構建者之一。Nida以“等效”為核心的動態對等思想，從譯文效果評價視角也可歸于讀者反應論的范疇，即將目標語讀者對譯作的感受與源語讀者對原作的感受相比對。接受美學亦將讀者置于文學創作與接受的中心地位，認為作品的意義既包含作品本身的意義，還包括讀者賦予該作品的意義，讀者會積極主動地進行審美再創造。借鑒讀者反應和接受美學理論的翻譯研究，則以作為讀者的譯者為切入點，聚焦譯者在其譯作中所賦予原作的意義、其呈現形式以及其在目標語讀者身上所產生的效果。知識翻譯學則改變了以往翻譯研究過多關注語言轉換細節和過度闡釋文化影響的做法，“聚焦地方性知識向世界性知識的生產變遷，把翻譯置于不同知識共同體的歷史視野和格局下考察，科學分析不同語言面對不同知識如何選擇、加工、改造的實踐和經驗及其語言轉換、概念生成等知識生產和傳 播的文化背景、社會條件和政治環境”(楊楓 2021：2)。
以上三種類型翻譯文化研究的共性在于，本質上它們均關注跨語言跨文化交際問題，但關注視角和側重點不同，文本際研究關注翻譯內(internal-translation)發生的文化轉換，文本外研究著眼于翻譯外圍(external-translation)文化因素對翻譯活動的限制，文本后研究則聚焦于翻譯后(post-translation)的影響與效果，三者共同構成翻譯研究中的翻譯文化系統。
翻譯文化研究三原則如何對翻譯研究中的文化問題進行更精準地討論呢？我們認為，應該遵循以下原則：
第一，系統觀。在“大文化”語境下，梳理翻譯文化研究譜系，以及不同層次或類型文化問題之間的關系，從特定視角精準定位，聚焦特定文化問題。徐黎(2024：149)指出，自文化轉向以來，翻譯研究已經從靜態的語言符號研究轉向系統性的文化研究，單純聚焦語言問題的翻譯研究已經轉向涉及歷史、 社會及政治等重大問題的文本語境研究。翻譯文化研究所涉及的文化系統中至少可包含本土文化系統、異域文化系統和雜合文化系統三種類型。其中，雜合文化系統既包含從異域文化向本土文化的“輸入”，也包含從本土文化向異域文化系統的“輸出”。翻譯研究中對“文化問題”關注，首先需要確定翻譯活動所采取的是本土文化取向(native culture-oriented)還是異域文化取向(foreign culture-oriented)原則，其產出則分別呈現為充分型文化翻譯(adequate cultural translation)或可接受型文化翻譯(acceptable cultural translation)②。其次，從操作層面譯者的翻譯策略則介于以本土化翻譯和外來化翻譯為兩端的連續統(continuum)之間，本土化翻譯策略如本地化(localization)、改編(adaptation)等，外來化翻譯策略如完全譯音(transliteration)、借用(borrowing)等。此外，可針對不同的翻譯目的，對不同文化翻譯策略的效果進行評估。
第二，整體觀，即文化問題并非孤立的非連續體，對特定文化現象的認識必須將其放在更大的語境下，翻譯轉換亦不例外，需要將源文本中所包含的源語言文化體系在目標語文本中予以整體統一呈現。Hardwick(2000：22)在討論古典作品的跨文化翻譯時指出，翻譯文字的行為也“涉及將古代文本所蘊含的文化框架翻譯或移植到接收文化中”，她將翻譯視為一種變革工具，翻譯古代文本譯者的任務是生成超越文本直接性的翻譯，以“移植”等方式表達文本所蘊含的文化框架(參見Bassnett 2007：15)。也就是說，翻譯不僅僅是語言轉換，在涉及文化問題時，為了達到目標語文化受眾更好的理解和接受效果，譯者有必要超越文本，對源文本中的文化框架在目標語文本中進行整體移植。這里又包含三方面內容：在準確還原原文，與向不熟悉源語文化受眾傳達外國文化的需要之間產生矛盾時，文化傳達優先；翻譯除了傳達原作所蘊含的各類信息外，還發揮著在目標文化中重塑源語言民族和文化身份的作用；從跨文化視角，翻譯正經歷著從狹隘的“忠實于原文”向更廣泛的“等值”概念的轉變。以上這些都以文化研究的整體觀為前提，避免了對文化問題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弊端。
第三，融通觀。不同文化之間共性與差異并存，翻譯活動中，作為中介者的譯者更多關注的是對差異性的處理。從歷時角度，翻譯研究中對文化問題的討論經歷了從“求同”到“存異”，再到“尊異”的一個過程，其目的則是為了達到不同文化之間的溝通與交流，在各種因素作用下的一種相對平衡。從更長遠的角度看，翻譯的根本目標則是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間消除矛盾與沖突，達到相互融洽與溝通。借用魯迅“中間物”的思想，現有對文化問題的處理方法，都處在以文化差異和文化融通為兩端的鏈條之上的某個位置，均屬于一種暫時狀態，翻譯的終極目標則是達到不同文化之間的融通。基于此，文化差異并非無法逾越，而在于采取何種溝通方式，讓源語言與目標語文化均能夠接受，達到最佳的文化融通。4結語翻譯從表層呈現為一種語言接觸，而本質上則更是一種文化接觸(cultural contact)，語言轉換并非翻譯的全部，有效的文化轉換才是語言轉換成功的根本保障之一，離開了對文化問題的關注，翻譯就成了機械的語言轉換，一定程度上也就失去了其應有的價值。本文通過對翻譯研究中“文化問題”的歷時梳理指出，翻譯文化問題不僅具有層級性，且具有一定的變動性。在研究中，我們需要從系統的角度對其進行精準定位，既關注局部個性，又能從整體上把握文化轉換的本質，真正達到翻譯助力的文化融通。
附注① 本文部分內容在黃立波、王瑞(2025)的《翻譯導論》中由本文作者負責的第9章有一定呈現，觀點有進一步發展。② 這里借用Toury(1995)關于充分型翻譯(adequate translation)與可接受型翻譯(acceptable translation)的劃分。之所以不采用“異化”與“歸化”的劃分，因為這一組概念無論英語還是漢語均存在倫理問題。參考文獻見期刊原文 網轉 侵刪
2025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