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外國語文》2017年第6期
摘要: 較之近代翻譯文學，五四時期的翻譯文學有了更多的文學自覺，多數譯者皆是知名作家，他們借由翻譯實現了文學觀念、文藝思潮、文體建設的新文學改造。特別是1913年泰戈爾成為亞洲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之后，我國一度呈現“泰戈爾文學熱”。冰心窮10年光陰翻譯了泰氏《吉檀迦利》，后來又譯《園丁集》。從翻譯小詩到小詩寫作，冰心受到了哪些影響？又在自己的寫作中實現了哪些創新？本文通過語料庫技術對以上問題進行實證，對于比較文學影響研究范式的方法論創新亦有裨益。
關鍵詞: 翻譯批評；語料庫翻譯學；語料庫翻譯文體學；泰戈爾；影響研究
引言比起上一個佛經文學翻譯高峰期，近代翻譯文學已有自覺的文學意識，把外國文學作為文學來翻譯。特別是五四時期，由于新文化啟蒙運動的強勢引導，新文學亟待開疆展土，以及新聞出版業和新式教育的迅猛崛起，翻譯文學遠承古代翻譯的遺緒，近接近代翻譯的脈絡，呈現了波瀾壯闊的局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譯者隊伍不斷壯大，發布陣地星羅棋布，讀者群體遍布社會各階層，翻譯文體日趨豐富，白話翻譯升帳掛帥，翻譯批評相當活躍，翻譯文學成為一個獨立的文學門類，堂而皇之地步入中國現代文學的殿堂。反帝反封建的社會現實投射到翻譯行為上，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在譯介歐美強勢文化的文學作品的同時，也大量翻譯了亞非拉等弱小民族的文學，所謂借他人之酒杯澆我中華民族飽受屈辱之塊壘 (秦弓, 2009:2)。
在整個東方略顯落寞之際，泰戈爾1913年成為亞洲首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喚起了中國文壇的關注，形成了與易卜生熱、托爾斯泰熱毫不遜色的泰戈爾熱。最早譯介者當屬陳獨秀，他用文言文翻譯了泰戈爾詩集《吉檀迦利》的贊歌4首，署名為達噶爾著，刊于《青年雜志》1915年第1卷第2號 (秦弓, 2009:44)。除了諾獎文學地位崇高之外，泰氏詩學謳歌生命、崇尚自然的本真也暗合陳獨秀發起新文化啟蒙運動的意向。然而，受泰戈爾詩歌影響最大的現代文學詩人、文學家當屬冰心，正如徐志摩所說冰心是“幾位最有名神形畢肖的泰戈爾的私淑弟子”之一 (孫宜學, 2007:123)。冰心從1946年開始翻譯《吉檀迦利》，至1955年詩集全譯本才出版。196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了冰心翻譯的《園丁集》。數十年間的泰氏詩風沐浴浸染，對冰心的文學觀念又有何影響？這一問題是比較文學影響研究學派的經典課題。本文從跨學科界面研究 (王峰等, 2017) 出發，在語料庫數據分析和語境行細讀的基礎上，結合影響研究的思路，旨在回答以下幾個文體學問題：(1) 冰心的翻譯詩歌與原創詩歌相比，形式特征如何？(2) 冰心《繁星》《春水》兩部詩集凸顯了哪些意象？這些意象與《吉檀迦利》《園丁集》有無相似關系？(3) 冰心從接受泰戈爾詩學到投射到自己詩歌寫作又有哪些立新？
1小詩的社會文化淵源作為絕句、律詩等古詩的對立面，中國現代自由體新詩一面猛烈批判并試圖掙脫古體詩的規范羈絆，另一方面參照西方近代自由體詩，逐步生成和發展。有趣的是，現代小詩作為我國現代自由體詩的一種獨特的體式和風格流派，雖然也是師承外國詩歌而生成和發展起來的，但這種師承卻由西方轉向了東方。從文學史的角度看，中國新詩運動深受歐美詩歌的影響，但“獨有小詩仿佛是在例外，因為它的來源是在東方的；這里邊又有兩種潮流，便是印度和日本” (周作人, 1992:184-187)。泰戈爾的哲理抒情小詩，粘和著感情血肉、散發著大自然新氣息、凝結著宗教氛圍的人道主義思想，使“五四”退潮后處于孤寂迷惘和尋覓心靈慰藉的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為之吸引、激蕩。紛紛仿效泰氏小詩靈巧自然的詩體形式，競相捕捉和表現隨來即縱的審美體驗，或表現那種清愁淡緒。一時間，小詩作者蜂起。文學研究會、湖畔詩社的詩人幾乎都創作小詩。1923年5、7月，冰心的兩部詩集《繁星》《春水》相繼出版，將我國現代小詩創作推向高峰，冰心也被公認為小詩派領袖 (蔣昌麗, 2007)。冰心在《繁星》的序言中坦言泰戈爾作品的閱讀體驗：1919年冬夜，和弟弟冰仲圍爐讀泰戈爾的《迷途之鳥》(Stray Birds)，冰仲和我說：“你不是常說有時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寫成篇段么？其實也可以這樣的收集起來。”從那時起，我有時就記下在一個小本子里。冰心接受泰氏詩學早于自我小詩創作，并貫通于自我后期文學創作。正如梵第根 (2010:89) 提示：一個作家在一個國家的“成功”不等于他對這個國家的文學有“影響”。法國比較文學派以影響研究為特色，沿著放送者、傳遞者、接受者的路線研究文學系統之間的互動作用，這三個視點又有相應的譽輿學（又稱流傳學）、媒介學（中國學者關心的譯介學）和淵源學。除了“點對點”的直線研究，流傳模式還包括了輻射型、焦點型、交叉型和循環型，豐富了影響的內涵。本文并不預設影響關系的決然存在，而是在語料庫系統描寫、數據統計的基礎上結合文本細讀，展開冰心-泰戈爾詩作異同的實證研究。2冰心翻譯詩歌與原創小詩的對比實證2.1 句長形式特征首先看平均句長:《春水》6482/966=6.71字/句，《繁星》4625/746=6.20字/句，《園丁集》20437/875=23.36字/句，《吉檀迦利》18819/761=24.73字/句。不同于泰氏散文詩，冰心的小詩可謂“寓大義于微言，納須彌于芥子”。傳統語料庫范式研究 (Baker, 1995; 王峰等, 2012) 平均句長參數只是集中趨勢，容易忽略文本的內在差異。本研究借鑒了馮慶華 (2015) 的研究方法：將句長分為六類。其漢語句長標準：超長句 (>41字符)、長句 (26～40字符)、中句 (16～25字符)、短句 (11～15字符)、超短句 (6～10字符) 和微型句 (1～5字符)。如表1，《春水》《繁星》的句長類型組成表現了高度的相似，特別是短句以及更短的句子累計頻率為69.15%和71.45%。筆者發現：冰心譯詩中的大量短句形式使小詩的“上口可讀性”大大提高。同時，簡短句又與語氣助詞“呵”、高頻詞“青年人”等共同發揮了相似人際功能和詩學效果：(1) 凝練了語篇詩行的概念；(2) 凸顯口語對話的語式特征，拉近與讀者的距離。
青年人!你不能像風般飛揚便應當像山般靜止浮云似的無力的生涯只做了詩人的資料呵！ ——《春水之三》
試對比“青年人不能像風般飛揚”之間的區別如何？“青年人”在詩歌中成為“呼語”，屬口語中常見的人際功能成分，仿佛對話者青年人就在眼前，詩人猶如智者與青年人娓娓道來人生哲理，期冀青年人保持穩重泰然。同時，將“青年人”單獨成為小詩的詩行，形成概念凸顯的詩學效果。這種呼語單獨成行又與語氣助詞“呵”字結尾交相呼應，成為冰心小詩寫作的特色寫作技法。類似“呵”這樣的語氣助詞很少出現在英文詩歌句尾，并非是漢英語言系統造成。那么，是否是冰心個人寫詩的習慣滲透到翻譯行為中呢？我們在4個詩集語料庫中做了“檢索條” (concordance plot) 的分析（圖1）：發現語氣助詞“呵”貫穿于冰心的詩歌翻譯與寫作中，原創文學里的使用頻率更高，內部也更加一致。《園丁集》的使用頻率偏少是因為源詩的“O/Oh”更少。小詩的“呵”語氣助詞在后來版本中被改為“啊”，這種修改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詩人灌注情感的損耗，比如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出版的《泰戈爾全集》。另一方面，也體現了我國詩學規范的歷時發展，五四時期的白話文翻譯處于探索階段，這個時期的翻譯文學與原創文學作品在日后的復譯和校訂版本中基本上都做了不同程度的調整。
與上句異曲同工之妙的有《園丁集》中的一句：“鳥兒，呵，我的鳥兒，聽我的話，不要垂翅吧。” 但是冰心的翻譯遵從了原文詩行布局 Bird, O my bird, listen to me，do not close your wings. 如果按照冰心小詩的風格設計也許是：
鳥兒呵，我的鳥兒，聽我的話，不要垂翅吧！
上例可見，泰氏散文詩中抽取一句，亦便有可能獨立成為一首小詩。小詩往往受生活中“一地的景色，一時的情調”觸發，以詩人敏銳的心靈捕捉偶然漂浮到心頭又隨即消逝的剎那間，卻又并不為人們經意的獨特審美感受，給人以某種審美情趣和聯想；或者以哲人之眼，從習焉不察、常見的平凡事物中，引發出某種富于詩情的人生哲理體驗，給人以有益的理性啟悟 (蔣昌麗, 2007)。綜上所述，我們推斷：小詩雖然詩行句長明顯短于散文詩，詩歌表征的世界卻有極大的相似性，若非心有靈犀，也似影響滲透。特別是類似“青年人”等意象單獨成詩行，附加“呵”語氣助詞，帶來的主要詩學效應便是拉近作者與讀者的距離，似長姐與家弟促膝懇談人生哲理。這種詩體形式的沖動在翻譯泰氏詩歌時，囿于忠實英語原詩形態而斂藏機鋒。
2.2 主題詞共選與生死隱喻“詞語像人類一樣聚集”有兩層含義：一是語言運用的橫向序列中，一些詞總是與其他詞共同使用，具有很高的共現頻率；另外就是在縱聚合關系中，一些特定的詞語群總被觸發，表達相似或者相同的主題 (梁茂成等, 2006:86)。前者研究的是搭配詞，后者是主題詞。詩歌的主題詞具有凸顯主題的功能，特別是結合詩歌的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研究名詞、動詞、形容詞等實詞主題詞更能系統地揭示詩人的旨要。服務于比較文學影響研究，本文關心“冰心-泰戈爾”的詩學相似關系，采納Scott＆Tribble (2006) 提出的“共同關鍵詞”的研究方法對冰心翻譯泰戈爾散文詩與其原創小詩的主題詞進行橫向類比和縱向對比研究 (表2、表3)：橫向類比是表格內部的兩作品類比，重合相似部分粗體表示。縱向對比是指冰心翻譯作品和原創作品主題詞的對比，重合相似部分以陰影部分標記①。橫向類比看，冰心創作小詩共有關鍵詞是：光明、知道、青年、花兒。冰心翻譯泰氏詩歌的共有關鍵詞是：沒有、甜柔、天空、時間、生命、微笑、知道、花朵。縱向對比看，冰心創作小詩與翻譯詩歌共有關鍵詞是：世界、微笑、知道、花兒(朵)、沒有、時間。這體現了：(1) 冰心《春水》《繁星》小詩創作的內在寫作風格一致性；(2) 冰心在翻譯泰氏詩歌時保持了文本之間的譯筆風格一致性；(3) 冰心原創小詩與翻譯詩歌的意象選擇高度相似性。中國評論界普遍認為“愛的哲學”是冰心的主要思想。這個詞語源于1930年阿英在《謝冰心》這篇文章中概括冰心早期文學創作體現的精神，涵蓋了母親的愛、對自然的贊頌以及對兒童之關愛。此后這一概念得到了絕大多數文學評論家的認可。本文在檢視共有關鍵詞時，還發現了共有關鍵詞之間的關聯意義 (限于篇幅，不展示搭配網絡關系)。比如“光明”與“天空”“生命”三者之間的高度關聯，該意象組合構成了冰心與泰戈爾談論“生死哲學”的高頻話語符號，表達了二人“無限之生”的共識。
流星——只在人類內天空里是光明的他從黑暗中飛來又向黑暗中飛去生命也是這般的不分明么 (《春水》)
流星飛走天空可能有一秒時的凝望然而這一瞥的光明已長久遺留在人的心懷里 (《繁星》)
我知道這日子將要來到，當我眼中的人世漸漸消失，生命默默地向我道別，把最后的簾幕拉過我的眼前。但是星辰將在夜中守望，晨曦仍舊升起，時間像海波的洶涌，激蕩著歡樂與哀傷。當我想到我的時間的終點，時間的隔欄便破裂了，在死的光明中，我看見了你的世界和這世界里棄置的珍寶。最低的座位是極其珍奇的，最生的生物也是世間少有的。我追求而未得到和我已經得到的東西——讓它們過去罷。只讓我真正地據有了那些我所輕視和忽的東西。 (《吉檀迦利》)
冰心和泰戈爾均在詩作征用了大量的概念隱喻表達生死哲學，人生雖如流星一般短暫，卻矢志于報償世界以光明。死亡的隱喻話語既是冰心所說的黑暗，也是泰戈爾所說的光明。冰心在《遙寄印度詩人泰戈爾》一文中不但說了她“越過‘無限之生’的一條界線——生——的時候”，泰戈爾“已經越過了這條界限，為人類放了無限的光明了”。這等于回應了泰戈爾《個人與宇宙的關系》一文中寫的人們“把自己關在無限的創造與凈化的神力之外”就會喪失生存的意義。雖然本文為了影響實證研究需求，僅選擇了《吉檀迦利》《園丁集》兩部泰戈爾詩集，但是泰戈爾在《新月集》《飛鳥集》等作品里都曾探討過生死無限的睿智見解；冰心也在1922年小說《遺書》里接著亡友宛因之筆表示：“生和死只是如同醒夢和入夢一般，不是什么很重大很悲哀的事。泰戈爾說得最好：‘世界是不漏的，因為死不是一個罅隙。’能作如是想，還有什么悲傷的念頭呢？頌美這循環無盡的世界罷！” (曾瓊，2012)。以上是筆者從語料庫翻譯文體學描寫視角 (王峰, 劉雪芹, 2017) 對照冰心-泰戈爾的詩學關系，囿于篇幅，此處僅揭示相似的一面。下面重點探討從借鑒到立新的幾點看法。
3冰心小詩的寫作立新五四時期的個性解放和人性解放，主要從西方征借了兩種思想：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中國譯介泰戈爾的作品也大量體現了人道主義的光環。泰氏的人格、思想與藝術，閃爍著愛與美的光芒，對于五四時期洋溢著理想主義激情的國人而言，正如夜行山路的火炬，船航大海的燈塔。1920年8月30日夜，冰心在《遙寄印度詩人哲人泰戈爾》的短文中寫道：“你的極端信仰——你的‘宇宙和個人的靈中間有一個大調和’的信仰；你的存儲‘天然的美感’，發揮‘天然的美感’的詩詞；都滲入我的腦海中，和我原來的‘不能言說’的思想，一縷縷的合成琴弦，奏出縹緲神奇無調無聲的音樂。”“泰戈爾！謝謝你以快美的詩情，救治我天賦的悲感；謝謝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靈的寂寞。”②冰心不僅從泰氏那里獲得心靈的慰藉，而且也接過了童心、母愛、自然之愛、人類之愛的母題，在冰心的詩學發酵下得以酣暢淋漓的發揮 (秦弓, 2009:64)。從泰氏散文詩到冰心小詩，這一過程本身也是五四時期慣見的“從翻譯文學到原創文學的借鑒與立新”，冰心在接受泰氏詩學后又孕育出哪些自己特色的文學立新呢？本文在語料庫的共有主題詞分析基礎上 (表2、表3)，結合文體學分析 (王峰，2016) 提出意境、意象、意味的三處不同。
3.1 意境：從森林大地到大海在泰戈爾的詩學里“大地”“森林”是圣靈的母親，靈魂孕育的所在，不能割舍的親情。他曾在《吉檀迦利》中誡喻人們沉溺追求物質利益的游戲，便容易喪失快樂的本真。財富亦可成為羈絆，隔斷與大地母親的臍帶，剝奪生活的真諦。
那穿起王子的衣袍和掛起珠寶項鏈的孩子，在游戲中他失去了一切的快樂；他的衣服絆著他的步履。為怕衣飾的破裂和污損，他不敢走進世界，甚至于不敢挪動。母親，這是毫無好處的，如你的華美的約束，使人和大地健康的塵土隔斷，把人進入日常生活的盛大集會的權利剝奪去了。 （《吉檀迦利》）
筆者認為“森林”和“大地”又成為泰氏詩歌營造“花朵”“風吹”“鳥兒”“歌聲”等意象的發生場域，形成其穩定的意境。正如瑞典學院諾貝爾委員會主席哈拉德·雅恩在《頒獎詞》中從西方視角肯定了泰氏文化價值：一是間接地體現了西方文化的影響力，二是展示了與西方文化迥然相異的另一種文化，“這個文化，在印度廣大平靜、奉為神圣的森林中達到了完美境界，這個文化所尋求的靈魂的恬靜和平，與自然本身的生命日益和諧”。這種文化與征服自然、強調競爭、追逐利益的西方文化構成了一種互補性 (陳映真，1981)。而與之相比，冰心的小詩 (表2) 更多凸顯了“海”的隱喻：“我是橫海的燕子，要尋覓隔水的窩巢。”如果世界是一片大海，那么詩人就是燕子，借以飛翔的雙翅去尋找理想的人生坐標。除了意象的“海”，物象的“海”也常在《繁星》中充當故事場景。
澎湃的海濤沉黑的山影——夜已深了不出去罷看呵!一星燈火里軍人的父親獨立在旗臺上 (《繁星》)
大海伴隨冰心童年的成長，成為小詩創作穩定的意境。她出生于海濱城市福州。不久，父親謝葆章受命在煙臺創辦海軍學堂，舉家北遷。從3歲到11歲，冰心在煙臺的海邊度過了金色的童年，煙臺的大海也成為她魂牽夢縈的心靈故鄉。“我與父親在東炮臺的練兵場上，父親說：‘那些港口都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威海是英國人的，大連是日本人的，青島是德國人的，只有煙臺是我們的，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一個不凍港。’”③盡管泰戈爾也偶爾提到了大海與孩子，但卻釋放出死亡的信號。殘暴的世界一如大海肆虐，吞噬生命，沉沒船舶；而孩童的天真卻可以并行不悖，這難道不是詩人對冰冷世道的諷刺嗎？
大海涌起了喧笑，海岸閃爍著蒼白的微笑。致人死命的波濤，像一個母親在搖著嬰兒的搖籃一樣，對孩子們唱著無意義的歌謠。大海在同孩子們游戲，海岸閃爍著蒼白的微笑。孩子們在無邊的世界的海濱聚會。風暴在無路的天空中飄游，船舶在無軌的海上破碎，死亡在猖狂，孩子們卻在游戲。在無邊的世界的海濱，孩子們盛大地聚會著。 (《吉檀迦利》)
3.2 意象：“花兒”與青年的概念隱喻整合盡管“花兒/朵”是冰心和泰戈爾的共有主題詞，但是冰心除了實指自然界的花草之外，還將“花兒”與“青年”的概念隱喻整合，產生了新奇的詩學效果，使其“花語”的意象技巧脫胎于泰氏，又有幾分迥然的藝術風格。
(1) 墻角的花，你孤芳自賞時，天地便小了(2) 幽蘭，未免太寂寞了/不愿意要友伴么/我正尋求著呢/單沒有別的花肯開在空谷里(3) 世人呵！暫時的花兒/原不配供在永久的瓶里/這稚弱的生機/請你憐憫罷！(4) 小小的花/也想抬起頭來/感謝春光的愛——然而深厚的恩慈/反使他終于沉默/母親呵！你是那春光么？
冰心在 (1) 小詩采取了特寫鏡頭，將讀者體驗拉近一個微小的世界“墻角”，環境的狹小也暗示了主體動作施展空間的局促。“自賞”預設了青年也像花一樣具有芳香、顏色等驕傲的資本，但結果是天地狹小成了墻角。在空間設定藝術的烘托下，詩人以花喻人的意象隱喻在 (2) 中也形成了四種鮮明對比，包括對象對比：幽蘭 (實) 與別的花 (實) ；環境對比：空谷 (實) 與大千世界 (虛)；行為對比：獨自盛開 (虛) 與友伴 (實)；后果對比：寂寞 (實) 與充實 (虛)。從認知心理角度說，以上其中的虛設部分具有寬敞的闡釋空間，有待于讀者的閱讀體驗后完形，同樣的意象設定技巧亦可見 (3) 和 (4)，所不同的是后者更多的是憐愛而非誡喻的態度介入意象 (表4)。
3.3 意味：從詩人內心平靜到社會影響五四新文化運動退潮以后，文化啟蒙退到幕后，政治斗爭和武裝起義此起彼伏。當時的中國文學語境急需匹配的革命詩學。泰戈爾崇尚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與其空靈之秀、清雅脫俗的散文詩，頓時在中國文壇失去了吸引力。同理，小詩的衰落除了自身的變化和運動的藝術規律外，從根本上還在于適應不了社會時代的發展，難以完成歷史賦予的重大使命。1924年以后，當革命的高潮再一次點燃人們熱情的時候，當現代人情感的比重和容量發展到小詩再也容納不下的時候，小詩走向衰落成為一種必然 (蔣昌麗, 2007)。從文化語境上說，冰心和泰戈爾的詩學均不太可能有激蕩社會革命的抱負與沖動。我們發現冰心《繁星》中僅有一則小詩從發芽、開花到結果的過程隱喻青年的發展、貢獻和犧牲。
嫩綠的芽兒，和青年說：“發展你自己！”淡白的花兒，和青年說：“貢獻你自己！”深紅的果兒，和青年說：“犧牲你自己！”
此處的“犧牲”是青年人為了革命斗爭而流血嗎？根據《繁星》《春水》的詩集整體特色，答案應該是否定的。但是回顧1923年的文學大事記，不難發現端倪：4月，毛澤東創辦《新時代》雜志。6月，瞿秋白在《新青年》上發表《國際歌》譯配詞。7月，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前鋒》月刊第一期出版，陳獨秀發表《中國農民問題》。8月，魯迅第一部小說集《吶喊》由北京新潮社出版。9月，聞一多詩集《紅燭》出版。10月，惲代英、鄧中夏、蕭楚女主辦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中國青年》在上海創刊。以上文學事件又牢牢地跟政治意識覺醒關聯，我們推斷冰心的詩歌也透露出絲絲先鋒的味道。這大抵是詩歌社會意味的一點流露吧。季羨林 (1979) 批評當年邀請泰戈爾訪華的“主人們”沒有看到或者故意不想看到他“怒目金剛”的一面，而竭力宣揚他風光霽月的一面。翻譯作品只選擇《新月集》《飛鳥集》《園丁集》《春之循環》《吉檀迦利》等等，好像詩人一生只寫了這樣的作品，其他密切聯系實際的作品根本不存在，好像詩人終生與春花秋月為伍，脫離現實，遨游在彩虹白云之國。但這一批評忽略了“風光霽月”本身的詩學用意，該隱喻系統寄寓詩人對民族解放與人類未來的堅定信念以及由此而來的樂天達觀，表明他對傳統印度文化中悲觀厭世思想的超越 (秦弓, 2009:53)。也正是缺少對泰氏詩學的文化尋根，才造成陳獨秀、瞿秋白、沈澤民、郭沫若等人在泰戈爾來華訪問期間嚴詞抨擊，這次風波實際上涉及如何對待外來文化、文學交流的根本問題，其意義遠超出泰戈爾文學與中國文學影響的問題 (孫宜學等, 1999)。
3.4 語料庫驅動文體分析小結文體學重在研究文學作品的文體形式、文體價值 (王峰, 2016)，本研究首先用語料庫驅動方式篩選了泰戈爾與冰心詩作的“共有主題詞”，以此量化結果作為文體價值挖掘的著眼點，結合語料庫語境檢索行，質性分析了主題詞發生的客觀世界的環境變遷 (意境)、主題詞的實指與喻指變化 (意象) 和主題詞所屬文化語境變化 (意味)。當前的語料庫翻譯學主要集中在原文—譯文比較，平行譯本比較，長期忽略了翻譯文學的影響研究。本文提倡語料庫翻譯文體學范式 (王峰等, 2017) 應用于比較文學影響研究，其實證方法具有方法論開拓價值。
4結語本研究著眼于五四時期大的社會文化背景，意味著所談的影響研究更多看重輸入研究，尤其是冰心受到泰戈爾詩學的影響。語料庫驅動翻譯研究的范式，以句長特征、主題詞為線索，比較了二人詩學的異同，結果發現：冰心的小詩與泰氏散文詩并非決然的體裁差異，但是小詩的容量空間更利于詩人捕捉、展示剎那間的詩學體驗和靈感。共有主題詞顯示二人的詩歌意象確實存在極大的重疊，細究差異我們發現了冰心小詩在意境、意象、意味的立新。
致謝：本文寫作過程中得到同濟大學博士生導師孫宜學教授在泰戈爾詩學、比較文學方面的指導，謹表謝忱，文責自負。
注釋：① 本研究過程中使用了北京理工大學張華平博士開發的ICT-CLAS2016分詞系統。② 收入《冰心散文集》，北新書局，1932 年出版。③ 冰心的“靈魂故鄉”《憶煙臺》寫滿無限眷戀[N]. 煙臺日報，2016-01-11.檢索：//yantai.Dzwww.com/xinwen/ytxw/ytsh/201601/t20160111_136570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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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中國泰戈爾學建構關鍵問題研究”(14BWW025)、國家建設高水平大學公派聯合培養博士研究生項目“基于語料庫的翻譯文體學多維度分析” (CSC. NO. 201606260197)
2025年5月22日